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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前沿问题

同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相比，当代应用伦理学的迅猛发展更能显示和代表伦理学的前沿状况。如果说，伦理学因其“实践智慧”和“行动哲学”的特质或优势而堪称当代最具创新活力的哲学分支，那么，应用伦理学就是其活力的主要生长点和能量源。若哲学地看，伦理学本身可以被看作应用哲学，而所谓应用伦理学则是就伦理学内部的学术分野而言的，它相对于伦理学的一般理论研究，指区域化、专门化、职业化、技术化、前沿性的道德实践(行为)研究。在这一点上，应用伦理学或多或少带有某些应用性社会科学(如应用经济学)的一般特征。首先，应用伦理学具有区域化、专门化和职业化的特征，比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等。其次，应用伦理学还具有科学技术化的特征。这是由于一些专门化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本身即是顺应由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实际需求而出现的，因而某些必要的科技知识是其得以有效进行的必要条件，缺少相应的专门化科学武装和技术装备，许多前沿性、专门化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例如，生命伦理学，尤其是生命伦理学中有关器官移植、安乐死、干细胞克隆技术运用、优生学的道德伦理研究，以及网络伦理或虚拟实在的道德伦理研究，等等，都具有这种专门科技化的特征。最后，应用伦理学的前沿性特征是与其跨学科的特征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最为显著也最具思想理论活力的缘由所在，或者反过来说，跨学科交融或多学科交叉互动正是当代应用伦理学快速扩展的主要助力。由于应用伦理学针对的是各个不同却又前沿的生活领域，不仅需要不同领域的前沿知识或技术支持，而且也因为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前沿新知识、新技术的刺激或促动，大大推动了应用伦理学自身的科学技术化和专门化知识训练，从而逐渐远离传统的伦理学论理方式和学术话语，不断吸纳各种不同的前沿性科学技术的思想养料，包括技术方法、专业原理、专业概念、专业术语和技术论证，因之极大地改变了伦理学之为“实践智慧”的当代表达方式和论证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伦理学走向生活应用的最新成就，也是伦理学当代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前沿议题有许多，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经济伦理。经济伦理的突显与经济学的现代强势发展直接关联。追根溯源，现代经济伦理的先驱当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堪称现代经济伦理的元典。但经济伦理真正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专门领域还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早期的经济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与道德之一般关系(即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义利关系”)、商业伦理和企业伦理等基本课题上，然而随着经济伦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尤其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经济伦理的研究不仅被日益主题化为当代应用伦理学的主战场，而且也开始朝若干重大而复杂的课题不断深入。例如，资本道德与道德资本问题；商业普遍诚信的制度化建构问题；现代经济制度本身的伦理学反思问题；贫穷、饥荒、经济救济和公益慈善问题；等等。可以说，当代经济伦理的前沿正呈现出主题多样、议题细化、问题深化和解题复杂化的趋势，经济伦理构成了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其势方兴未艾，是最具思想活力和理论创新前景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领域之一。

《国富论》 《道德情操论》

其二，政治(公共)伦理。政治与道德从来就是一对相互交织、相互竞力的“孪生兄弟”，从中国古代原始儒家到今日中国的“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取向，以及古希腊哲贤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通过《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所表述的“大善”与“小善”之相关说，一直到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阿伦特和罗尔斯，这一思想传统虽有不同理论形式，却始终很少改变其根本立场。政治伦理是一种以公共政治生活为基本对象的应用伦理研究，是一种最为典型、最具约束力的公共规范伦理。正因为如此，随着20世纪前、中期元伦理学的勃兴，政治伦理随着整个规范伦理学的式微也被大大弱化，这其中，尽管有诸如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对公共政治问题的深刻洞察，但直到20世纪后期社会正义伦理和整个规范伦理的强势回归，才重新凸显出来。毫无疑问，罗尔斯的社会正义伦理和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以及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构成了现代政治伦理强势回归的主要推动力和基本理论力量。

《理想国》、《政治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政治伦理的前沿发展正酝酿着至少三个明显变化：第一，越来越聚焦于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结构转型及其对社会公共伦理规范和秩序的重新建构。第二，与当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创新变革相呼应，当代政治伦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公共管理伦理的建构方式，以求面对日益开放的公共生活领域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增强自身的理论解释力和介入社会公共道德实践的能力。第三，当代政治伦理越来越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也就是说，当代的政治伦理研究不仅需要强化政治与道德、或者政治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传统联盟，而且需要面向现代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等多门人文社会科学开放，以借助和攀援诸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资源，寻求公共政治伦理的普遍合理性和实践有效性。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研究来说，还将面临两个急迫而至关紧要的问题：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急剧转型，如何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共识、公共伦理秩序和现代公民道德?一句话，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体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未能解决好，而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论，中国政治伦理的未来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三，生态(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相比，生态(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崭新的应用伦理学前沿分支，而且与经典的伦理学概念理解不同，生态(环境)伦理不再囿于人类道德生活世界，而是将伦理思考的范围扩展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视之为中国古代道家自然哲学和古希腊宇宙论哲学的遥远回声。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一直是中外主要哲学传统的基本议题之一，只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逐渐将之作为一个无关宏旨的议题而渐渐遗忘了，直到生态(环境)危机凸显为现代人类世界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生态(环境)伦理正是回应这一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产物。

当代生态(环境)伦理的前沿研究主要沿着两个相互交织的方向展开：一个是同时性的横向研究，即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不同社会群体应该如何承担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环保责任?如何分配合理公正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另一个是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即如何寻求生态环境之利用(权利)和保护(责任)的代际公平?前者可简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正义问题；后者被称为生态(环境)伦理中的代际正义问题。围绕这两个方向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包括：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动物权利之争；自然生物的价值理解之争；以及重新理解和定义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争论；等等。长远地看，这些争议和探讨还将不断扩展和深化，在某种可能的意义上，这些探讨很可能对诸如全球伦理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挑战及其应对，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和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当代许多社会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们的议事日程，不仅成为最前沿、最重要、最紧迫的当代伦理学研究课题，而且成为当代国际社会最前沿、最重要、最紧迫的社会课题。鉴于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生态(环境)伦理学必将成为21世纪及以后最为重要的应用伦理学课题。

其四，生命(医学)伦理。广义的生命伦理包括医学伦理、生物科技伦理。它是随着当代生物科学技术发展和医学、医疗事业的进步而生长出来的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具有越来越广泛的道德影响和伦理用途。生命伦理主要思考有关生物科学技术及其生命应用中的道德伦理问题，诸如，生物克隆技术及其应用方式和范围、医疗治理技术应用方式和效果评价等。生命(医学)伦理古已有之，中国古代道家的养生学和养生术，以及古代中医理论与实践中的医德、古印度佛教中的喜乐佛道、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等，都含有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医学)伦理理念。但当代生命(医学)伦理已经大大超越了这些古老的范畴，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当代生命(医学)伦理与当代生物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的密切结合，其学术价值理念、技术方式和实践评价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大为扩展和提升，有着高度的技术合理性和更严格系统的价值评价标准。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历史变迁

因此，当代生命(医学)伦理的前沿发展主要是随着一些生命医学科学的新发明、新技术应用而展开的，包括生命概念的体认(如何谓生命，何谓死亡或者说，生命形成和生命死亡的科技判断标准是什么)、生命器官移植和克隆的道德伦理界限、临终关怀、基因改造、胚胎伦理、性别选择伦理、生育伦理和优生学、安乐死等问题，其中，生物克隆技术及其应用的道德伦理问题，以及由类似问题所引发的人类自我完善论与自然人性论之争，⑦成为当代生命(医学)伦理前沿的焦点问题。随着这类问题探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自我生命价值和责任的体认都将大大延展和升华，从而对于改善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品质，丰富人类自我生命的意义及其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五，网络(信息)伦理。网络(信息)伦理是应当代信息社会之运而生的道德文化产物，是基于以当代计算机科学为动力和基础发展而来的信息网络技术及其应用中的道德伦理问题探究。与其他技术性应用伦理分支相比，网络(信息)伦理的技术性特征更具时代性和前沿性。众所周知，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扩张是如此迅疾而强大，以至于人们把当代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将网络领域称之为与现实实在世界相对应的另一个具有不同特性、不同行为样式的“虚拟世界”。职是之故，网络(信息)伦理不仅要研究网络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和技术合理性，还要研究网络虚拟世界及其技术运作过程中可能的道德伦理问题，比如，虚拟真实的价值意义、网络交往世界的可能与限度、网络传播(行为)的道德规范与技术约束、网络广告和网络商业营销、网络金融行为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伦理责任，等等。

由于网络(信息)伦理的虚拟性和高度技术化特点所致，当代网络(信息)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其形势和成果尚不十分明朗，有时甚至非常严峻。迄今为止，人们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极为麻烦的：一个是网络信息的利用与规范约束之间的脱节问题；另一个是网络虚拟世界的自由创制与社会管理之间的脱节问题。就前者论，一方面，网络(信息)创造了一个无限开放可能的虚拟世界，在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组织或机构(小至网络公司，大至国家政府，甚或跨国组织)都可以任意地或者是基于自我目的而有意识地创造和设置自己的网络平台，包括个人网站和微博等“自媒体”、网络交换平台和网络监视机构等，并且以此来创制、发布、传播某些合乎自我目的或表达自我意图的虚拟信息；但另一方面，无论个体，还是社会组织、国家政府乃至跨国组织，却无法对这类网络信息行为实施有效合理的规范约束，因而便出现或潜存不可预期且难以监管的信息滥用、信息造假、虚假信息传播、信息非法窃取、信息非法监控和信息战争的可能性，从而造成难以预期和预防的网络信息伤害。已经出现的大量信息误传和诸如斯诺登所曝露于世的美国政府非法实施全球网络监控的丑闻，都是显证。就后者言，网络技术作为人类科技的最新创造产品本身即是人类自由创造的重大前沿成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自由地创造了技术先进且具有强大应用能量的网络信息技术，却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这一先进技术的社会应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况使人想起“上帝创造人”，却无法控制恶人的出现，神可以打开潘多拉盒子，却无法控制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恶魔造孽的局面。的确，人类可以创造包括网络信息技术在内的无数先进的科技成果，但如何合理而规范地运用这些科学技术，却是人类社会迄今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网络(信息)伦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乃是网络信息的虚拟功能对网络伦理本身的道德虚无化危险。笔者以为，这将是网络(信息)伦理研究在当前和未来所不得不面对的最严峻课题。

其六，女性(主义)伦理。女性主义伦理学是随着20世纪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一道兴起的新型伦理学思潮。它既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性别认同特征，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自它诞生以来至今方兴未艾，日趋强劲，因而我们将之归类于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前沿范畴。顾名思义，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以人类女性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化伦理探究，因而性别比较、女性之生命、生活、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等是其基本关注点。事实上，现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极强的性别批判意识和女性目的论立场。它不仅批判传统伦理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明显的或隐性的)价值立场偏颇，而且也批判地反思女性自身的道德伦理“不足”(无论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强加的)，近乎苛刻地检讨男性主义偏执和女性主义“不足”所造成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性别歧视后果。由此，女性主义伦理学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独特的道德价值和伦理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反对将自然的性别差异作为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或解释托辞，为男女平等一类的现代价值观念提供了全新的辩护。第二，发挥女性主义“柔性哲学”的独特优势，提出了诸如“关怀伦理”(the ethics of caring)、“爱的伦理”等新的伦理学理念和主张。第三，从女性自身独特的生命体征和性情取向中，发现并证成一系列新的道德伦理的主要范畴，如关怀、性情体认、母性之爱等。

近年来，女性主义伦理学在不断深化其基本论域和论题的同时，也在努力扩张其论域和论题，不仅在女性主义论域内部强化其与女性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政治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等友邻分支学科的思想沟通和理论攀援，而且也在不断地突破女性主义的思想视野，将其研究伸展到生态(环境)伦理学或“绿色运动”、全球伦理和全球治理等更为宏大的前沿领域。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和评价女性主义伦理学，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主义运思方式，都将或者已然给我们这个世界的道德伦理思考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和独到的理论洞见，在我们这个文化多样、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的时代里，不仅女性主义伦理学，而且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和思想透视都是有益的，都是值得关注和尊重的。

其七，全球伦理。所谓全球伦理，是以整体性的道德价值观来思考整个人类世界事务的伦理学探究。历史地看，全球伦理研究是伴随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现一起开始起步的。从西方近代的航海家和探险者们发现新大陆那一刻起，人类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世界，并通过现代化运动的扩张，使得这一全新的世界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不断敞开，并变得日益清晰起来。然而，在现代早期，伴随着新世界发现的同时，更多出现的是竞争而非合作，是相互陌生的打量、猜忌、疑惑乃至争斗，因而所谓全球伦理还只是一个道德梦想。直到18世纪启蒙时代后期，伟大的德国哲学巨匠康德才开始严肃地思考世界伦理，其《永久和平论》堪称现代全球伦理的奠基之作。遗憾的是，康德及其以后的现代世界长时间陷于对峙乃至战争状态，其所构想的基于“自由联盟”和“永久和平”之普遍道义论基础的世界和平伦理变得遥遥无期。直至人类文明步入21世纪前夕，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再一次燃起了人类对全球伦理的热切希望，全球伦理再次进入学术理论界，以及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地区的全球治理之议事日程，早在十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甚至筹谋并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了“全球普遍伦理谋划”的倡议，在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组织召开了“全球伦理”或“世界普遍伦理”的国际学术会议，形成了许多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近十多年来，全球伦理的研究在世界各地迅速展开，并沿着多种理论路径和思考方向不断深入，日益丰富多样。比如，近年来有关世界贫穷、饥饿、战争与自然灾难的人道主义讨论，关于非洲援助、非核化、缓和地区争端、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的讨论，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凸显了全球伦理意识的广泛影响，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些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必将成为全球伦理取得局部突破的主要关口，也将是全球伦理未来的主要焦点和理论生长点。

《永久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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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绪：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和我们的伦理学

毋庸讳言，上述两大类共七个方面的概述，并不足以囊括我们时代和我们道德生活世界的前沿和伦理学前沿，肯定还有许多堪称前沿的伦理学理论、学派、学说未能一一涉及。比如，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工程技术伦理、公益慈善伦理、道德心理学，等等。这其中，有一些是限于笔者的学识而无意遗漏的，工程技术伦理、道德心理学当属此类；另一些则是出于笔者的学术理解而有意搁置的，比如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后现代主义伦理学之于欧美诚然已成大势，⑧但对于欧美以外的学术世界来说则未必尽然。

我们时代的道德生活是如此的多样多变，我们时代的伦理学理论是如此的多变多样，以至于任何形式和方式的理论检视都会显得捉襟见肘，挂一漏万。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合理期待的只能是：透过有限的视角和侧面，透视我们时代和我们世界的道德躯体，发现和诊断其生命的基本体征，通过选择性的问题分析，寻求合理可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早在20世纪之初，哲学家们便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形上探究和体系化努力，转向了所谓“以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解释、辩论和证明之哲学运思方式。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伦理学也不例外。因此，本文的学术策略与其说是一种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一种被动应付。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放弃伦理学固有的批判性价值反思立场和建构性学理运思姿态。恰恰相反，我们时代的道德症候和我们生活世界的伦理吁求，要求我们必须以更深刻有力的批判性反思和更合理有效的学理运思方式，来思考和分析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寻找并确立我们时代的“伦理精神”(ethos)。

我们今天的道德生活世界是罗尔斯心中“缺乏公平和秩序的”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需要重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伦理和规范秩序，俾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良序的社会”；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也是麦金太尔眼中“道德破碎化”的世界，因之复兴古典“美德伦理”、重拾内心信念便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期待，非如此我们便难以获得真正有意义、有品质的“好(善)生活”和“好(善)社会”；我们的时代还是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所谓“知识时代”、“信息时代”，我们的世界更是一个深受现代科学技术操控的不断知识格式化、技术网络化的时代，所以，不仅我们的道德生活，而且我们时代的伦理学都不得不科学化、知识化，元伦理学所寻求的正是这种“元理论”的科学化知识身份。同时，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更是一个充满着新生事物、新型心理、新型行为、新型关系和无数新的道德矛盾、伦理冲突、道德困境的世界，是故，我们时代的伦理学不能不走出传统的纯学术藩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各种新的道德伦理挑战，开辟能够使它自身进入各个新的生活领域的应用之道，从而逐渐拓展自身的话语空间和思想世界，建构各种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应用伦理类型。

应当说，当代伦理学和伦理学人已经竭尽其心力和能量，尽管依旧难以充分回应当代社会和当代人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和伦理学挑战。不是我们的伦理学理论过于苍白，更不是我们时代的伦理学人过于懒惰或笨拙，而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之复杂多变史无前例，难以把握，甚至不易理解。今天的世界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富裕、强力，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暧昧、更为俗化、甚至更缺少精神心力和意志定力。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确定无疑的状况，远非“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语所能道明，但它却千真万确地制约着任何试图全面、真切、深入地了解、分析和判断当代伦理学前沿状况的学术努力。明乎于此，笔者便坦然放弃了这种努力而满足于本篇所达致的境界。

最后且最为重要的是，笔者想借此强调：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前沿状况虽然同世界伦理的前沿发展有许多重叠，且总体上已然呈现相互衔接、相互会通的景象，但仍然有许多道德问题和伦理学议题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说有着地道“中国制造”的烙印。依愚陋见，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或者已经引起中国伦理学关注的：(1)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经赫然显露，并正在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诸方面——尤其是道德伦理方面——的突出问题。正义是道德伦理的底线和基础，无基本正义则枉谈道德伦理。(2)由于社会超速世俗化和市场化，它所导致的信念伦理极度缺乏的问题，既是以世俗道德伦理立信的中国道德文化长期面临的传统问题，也是我们的社会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更是近年来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浪潮迅猛冲击所带来的“世俗化社会如何建构道德共识与信念理想体系”的现实问题。从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到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中国梦”的提出，证明了这一问题本身日益紧迫和重要。(3)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异常复杂而充满张力的非道德心理和心态：道德冷漠、道德怨恨和到处弥漫的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犬儒主义，它们同流行于我们社会的享乐主义、扭曲变形的奢侈之风和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交织混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巨大的道德伦理压力，也挑战着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学术能力和伦理学人的职业责任。

没有哪一个时代和国家能够卸脱道德伦理的压力与挑战，即便是中国唐宋盛世的道德昌明和被赞誉为“道德黄金时代”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压力和挑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并且牢记：压力或挑战来自道德力量的柔弱和伦理的沉沦，然而，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奋起；哪里有挑战，哪里就有回应；哪里有沉沦，哪里就有拯救；而哪里有奋起、回应、拯救，哪里就有希望。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承诺，更是伦理学永恒的承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注释

①该书由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

②迈克尔·斯洛特：《美德伦理学》，收入休·拉福莱特主编：《伦理学理论》，龚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78页。译文略有改动。另，本文所引注的外文中，凡以斜体标注者，指古拉丁文，余者则为英文。

③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参见何怀宏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因对“virtue”一词的翻译与我个人的理解略有差别，故注释英文原版，以便读者查阅。

④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192页。

⑤这是斯洛特教授在2012年澳门沙金在线平台组织举办的一次小型国际圆桌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表达并阐述的，笔者对此做过现场评论和回应。

⑥Cf. Robin Wang(ed. ),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该书收录了五位当代中国哲学学人与五位当代美国哲学学人的主题对话，其中，麦金太尔教授与万俊人教授的对话主题便是美德伦理学。他们的对话和随后麦金太尔教授的第二次回应《再论美德伦理学——答万俊人教授》之中译文本均先后刊发在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2001年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1；2002年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2)集刊上。

⑦参见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2013。

⑧参见万俊人、唐文明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14年2期

作者：万俊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