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07日下午15时，清华儒学讲坛第四讲如期开讲。本次讲坛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教授作为主讲嘉宾，讲座主题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困局”，由澳门沙金在线平台陈壁生教授主持，唐文明、圣凯教授，赵金刚、袁艾副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坛，此外，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戴卡琳教授也随干春松老师一同前来，参与讨论。本次讲坛深受学生欢迎，人文楼B102座无虚席。

讲座之前，干春松老师为大家热情介绍了戴卡琳教授，说她是当今西方学界最积极研究和介绍中国思想的知名学者之一，她创办的《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成果绍介到西方。戴老师一直以来都密切关注近代中国思想的重要思想争论，尤其对康有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有深入的研究。而本期讲座，正好也是由近代中国思想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引申而出。

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教授

干老师以近代中国由“天下”观念到“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型为切入点，认为建立现代国家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诉求。

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存在过“天下”秩序，而现代提倡天下主义的人只是一种基于元典的想象，但结合沟口雄三、白鲁恂等人的讨论，干老师认为即使是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现代“国家”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建立，有人认为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也有人认为现代中国并不是真正以西方的“民族国家”为模本的仿制物，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力。

干老师认为有的学者对“天下主义”的批评，真实的意图是要反对“天下”观背后的价值和文明体系，并认为对于古代价值的肯定有可能会阻碍人们去面对国家和权力的现代逻辑。

紧接着干老师为大家详细梳理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及其传入中国的过程，在它的冲击下，中国的思想界有了诸多回应。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奠定的国际关系准则，到“万国”观念的引入，再到进化论为殖民行为所提供的“合法性转化”，都激励了国人“保国、保种、保教”的迫切性。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保国、保种、保教成为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共识，但是如何理解国、种、教，则是存在着诸多分歧。

比如，在建国的目标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所提出了基于民族融合的“混合国家”；康有为借用公羊学的理论，强调夷狄或诸夏的标准在于文化而非人种，进而又用三世说来理解国家逐步发展的过程，指出，中国的发展阶段低于西方，故而应采用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国家和政治体制。康有为坚信现代国家需要价值凝聚，他所提出的孔教主张也是基于此目的。

讲座现场

在改良派看来，革命派的民族国家设想会使中国的国家力量被削弱，难以与西方竞争。梁启超则主要受到伯伦知理等有机国家论思想的影响，更加强调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梁启超尤其强调国民意识的成长。他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长期浸淫下，中国只有服从君主之臣民而无近代意义上的国民，这使得“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在这样的逻辑下，梁启超强调要建立新国民，培养公民独立、公德、冒险、尚武的精神，“国家、种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性。”

讲座现场

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国家理论与革命派存在一个争议的焦点，那就是由不同的民族理论所牵涉出的是否要“排满”的问题，无论是康有为主张的“合现有民族为一族”还是梁启超直接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都不同意革命党人“排满方能建国”的观点，“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更是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强调了“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否定了视满族为“异民族”的观点。干老师指出，梁启超所具体针对的是汪精卫等人所提倡的“民族的国民”的说法，而以民族革命与国民革命不矛盾，民族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压迫，国民革命的目标则是建立共和政体。

借由这个争议，干老师为我们引入了革命党人的民族观念，主要代表是余一的“单一民族”论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单一民族”论者否定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以为“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则更为复杂，作为对“单一民族”的反思，章太炎指出“故今世同种者，古或异；异种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这样就断定了民族与文化相关而与种族无关，在《中华民国解》中，强调的是文化次序建国论。在章太炎看来，主体民族并非封闭的或强调某种排斥他者的神圣血缘，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即可以吸纳借由新的交往与融合而加入这一民族共同体中的新成员。但必须强调的是，主体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否则这些历史过程将不能成为“历史民族”形成的根据。在这样的主张下，章太炎强调以地理来解释“中”、“华”而非杨度式的“文明”，因为文明是可以升降的，但地理则是确定的。同时，文明的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故而要先整合文明相似的地区，而缓行其他文化区域。但显然，章太炎的民族理论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保证主体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生命力，还是维护国家之于历史民族的稳定，都是充满偶然性的。

讲座现场

尽管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存在观点和立场上的分歧，但他们对于“国家”概念的反思都是深刻的，康有为以“大同”为理想主张家、国并去，民众除了因家、种、性别等因素受苦外，国也是世间苦难的一大来源，个人之斗争不过数人之损伤，国与国的斗争往往会导致最大规模人与人之间的残杀。故而真正的大同世界应当贯彻民主共和制，权利属于全体人民，既没有地主君王，也没有政治权威。章太炎没有那么激进，他认可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他对国家的构成要素和目标普遍存疑，从而构成了对“国家”概念的消解。章太炎的《国家论》中提出了否定国家价值的三个要点，其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其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其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在此基础上，章太炎主张“世界本无”，即以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为最高理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唯有建立宗教，所谓“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发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干老师强调，章太炎建立宗教论，是要建立无神的宗教，以一种更为包容的态度来建立国家的内在精神基础。

最后，作为章太炎的对话对象之一，干老师又为大家介绍了杨度的国家主义观念，杨度参与宪政编查馆，修法的工作促使他反思国家观念，进而提出了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区别。认为在强邻逼处，竞争剧烈之世，家族主义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必须以各国通行的国家主义取代中国旧时的家族主义。在这样的主张下，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强调成就经济的军国主义，在他的设想下，享有权利的自由人民和独立强盛的国家，分立内外，互为表里，国民程度于国家程度，不过一体之两面。而在民族问题上，他则主张“五族共和”，以为“各国视二十一行省与蒙、回、藏地无别，但知为中国土地而已；视汉人与满、蒙、回、藏人无别，但知为中国人而已。”

（限于时间，干老师的报告以杨度收尾，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考干老师新出之《理想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一书。）

（干春松：《理想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02月）

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陈壁生教授对干老师的报告做了细致的总结，高度赞扬了干老师对于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的思想史分析，并强调这样的研究一定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关怀，对传统转型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困境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才能做出的。

陈壁生教授

戴卡琳教授作为第一位评议人，她结合了比利时的现实情况，对“国家”、“民族”这样的概念，表达了深刻的质疑，并认为它们不仅仅是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思想的困局，也是当下各国人民密切关涉现实的思想困局。

唐文明教授从传统转型现代的角度，回应了干春松和戴卡琳老师的“困局”之说，又以沃格林帝国论的三种类型为框架，对康有为的国家观念进行了反思，唐老师认为康有为挪用了孔子的精神天下，为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帝国作说，这种处理是舍好就坏，从根本上说，康有为对儒学的挪用是非常糟糕的。

唐文明教授

袁艾副教授对干老师的诸多观点提出了疑问，袁老师认为，在干春松老师的叙述中，这个多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以汉民族的叙述为主体的。此外，袁老师的疑惑是，无论是近代中国思想家对“民族”、“国家”概念的反思，还是干老师自己本人的思路，能否对西方的自我理论批判形成呼应，或者参与其中？

袁艾副教授

干春松老师对以上的疑问和评议一一作出回应，他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问题，已经成为了新冷战时期观念的冲突点，一些看上去是纯粹的理论争论，其背后其实牵涉着大量的现实考虑。

唐文明老师也对袁艾副教授的疑问做出了回应，唐老师指出，国家是暴力形成的，民族则是自然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风俗的融合是共同的。因此，处理多民族问题的方案，应当像《王制》中所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既要保留风俗的部分，也要注重政教的部分。唐老师以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例，指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本质在于“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这正是我们在政治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理论资源。

到此，本次讲坛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告一段落，结束后，部分老师和同学合影留念。

部分师生合影留念

撰稿 | 吴迎龙

排版 | 吴迎龙

审核 | 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