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高峰对谈

2023年9月22日下午，由澳门沙金在线平台与《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一场“高峰对谈”中拉开序幕。对谈由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詹莹莹副教授主持，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程乐松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以及澳门沙金在线平台唐文明教授等参与本次讨论。

对谈内容

吴飞教授首先指出，应对现代的处境，有新旧两种形而上学进路，其核心的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存在实体化的形而上学本体或者宗教性的人格神，或者说是否强调“超越”。他认为，首先要区分两种超越，即对个体的超越和对自然的超越。要否定的是对自然的超越而不是对个体的超越，如社会、文明的力量是超越于个体的，但不是超越于自然生活方式的绝对本体。西方18世纪以来的古今之争，源于古代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现代文明是对古典文明的超越、改造和断裂；但从古典的角度看，现代文明是没有价值的，20世纪以后的现代文明之特质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要回到古典文明中重新彰显德性的价值。在中国文明中，也存在古今的断裂，但其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古典中国文明本身是强调自然的，虽然重视历史，但是没有走向相对主义，与现代文明有着契合之处。因此关键是如何在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塑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在这种重塑中，建立一种现代中国的形而上学可能是必要的。

吴飞 教授

谢晓东教授梳理了现代性与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历史脉络，他指出，现代性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理性和自由。其中，理性是工具理性，强调效率；自由则与权利相关。而理性和自由背后的支撑因素，即一种“个体主义”。理性和自由也塑造了了以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两种现代道德哲学；这两种道德哲学之间产生了持续的斗争，直到安斯康姆在1958年发表了《现代道德哲学》，对现代道德哲学进行了反思。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走向了古典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后来麦金太尔、斯洛特等人也参与到这种运动中，对美德伦理学做出了丰富的阐发。国内的一些学者，如余纪元、黄勇、陈来等也以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相对比。谢老师还指出，义务论和后果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底线伦理”，即让人“不要做坏人”；而美德伦理和儒家伦理对人有更高的要求，是让人“做个好人”，或者“成为君子”。

谢晓东 教授

唐文明教授指出，“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是需要辨析的一组概念，实际上恰恰是“传统无道德，现代不文明”。从狭义而言的“道德”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指向康德式的义务。而安斯康姆、麦金太尔和威廉姆斯等人对现代道德都有过深刻的批评，道德如同一种“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的限制。生活中的“规范性”来自于“伦理”本身，因此不能轻易把传统伦理和现代道德混淆。现代性强调的是私利的个人，放纵个人的私欲最终会导向“争夺”，不可能形成好的秩序，因此现代反而是“野蛮”的。就“超越”而言，超越个体而不超越自然，其实是一种“内在超越”，这种超越容易变成极权主义；要保证自然，本身就需要超越去保证自然的价值。美德伦理学在今天的复兴，实际上可以分为以斯洛特为代表的休谟主义美德伦理学和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麦金太尔曾批评休谟，指出把人从共同体中剥离是不能真正理解个体的，对伦理的经验植根于对共同生活的肯定，而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实际上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困境。

唐文明 教授

程乐松教授认为，西方文明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告别传统的方式是建立在虚假的现代性自我认同上的。现代和传统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一种割裂，面对现代文明时，其简单地把西方历时性的文明积累作为共时性的东西接受过来，由此打碎了中国的传统。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建制，个体被安放在这个建制中，又反过来强化和推动这个建制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生活建制来自西方，但是又以传统的方式在运行，这导致了一种内部的张力，关键是要意识到中国和西方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断裂是清楚的，传统文明实际上是以个体价值为中心，在生活实践中通过美德展现出人性的过程；而现代文明，则是“器物化”的，更强调效率。这带来了两个代价，一是从传统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一种底线保障，二是从对个体超越性的肯定变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抽象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是建制化的。程老师进一步指出，“道德”可以分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纯粹的价值，比如正义；二是人在生活实践中的自我理解和定位，比如责任、权利；最后是规则性的价值，即要如何，应如何。现代性的问题是追求高度理性，因此不允许“飘在天空的价值”，要落实到规则。这导致美德缺失了超越性的保障而过快进入规则性的实践，于是美德变成了自我防卫而非人的潜能。或许关键是如何回到中国传统语境中，发明对人的价值性定位，这种价值性定位可以让美德有超越性保障，让我们回归道德价值；而且允许在严整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仍然有超越的道德价值，这或许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程乐松 教授

杨义芹研究员指出《道德与文明》期刊的宗旨，一方面是为学者的研讨争论提供平台；另一方面则是担当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我们在今天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中间肯定是有某种过程的。中国谈论“复兴”，意味着要在历史的高点上往前推进，才可成为“复”与“兴”，但是到底要回到什么传统，仍然没有定论。在现代性物质文明发展时，人的自由度、幸福感甚至道德水平却没有提高，人在这种状态下反而是不幸福且被束缚的，这是哲学研究者应该要面对的问题。或许是现代的文明观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在我们讨论价值的时候还是明白的，但是如何落实在制度反而是困难的，这种价值和制度的张力也许是现代人迷茫的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的什么理念能够被我们今天所传承，什么理念和规范可以和现代结合，或许是学界应该关注的，也是这次会议想要讨论的。如果《道德与文明》能够在社会中有这方面的推动，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职责。

杨义芹 研究员

问答讨论

随后，各位老师围绕各自的理论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在“道德”与“文明”的问题上，唐文明老师指出现代意义的“道德”其实是一种奴隶道德，威廉姆斯认为，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伦理生活的根基，康德式的义务反而是对于伦理生活本身的“稀释”；伦理观念的建立本身是足够的，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是多余的。程乐松老师指出，文明的内涵发生过断裂，现代性前的文明是涵括性概念，自然还没有绝对的对象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不需要区分的，所以道德就是冗余的概念。现代社会中，道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明不再是涵括性的概念，而是相对于自然而言，人缺乏面对自然的能力，才需要在人际的建构中强调道德。

在“自然”和“超越”的问题上，各位老师就二者的定义，“自然”之上是否需要“超越”等展开了讨论。吴飞老师指出，自然其实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然，而非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的自然，自然本身就是“生生”，不自然即是“造作”，儒道都是肯定自然而非超越自然的，在自然之前是否需要再去设置一个东西是存疑的。谢晓东老师提出“内在超越”是追溯到个体主体自身，但是却可能存在缺乏主体间性的问题，也无法走向“透明”。唐文明老师指出，“内在超越”和“内向超越”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内向超越实际上是史华慈创造的概念，是超越在先，但是超越有内化的过程；而内在超越是新儒家提出来的概念，实则是自己往上走。内在超越之所以可能走向极权主义，是因为没有超越者的“整体”可能会控制“个体”，现代性的“个体”反而通过外在超越才能保障，内在超越是无法保障的。自然实际上是儒家所谓的“性”或者道家的“真”，其都是需要通过“天”或者“理”来保证的，没有天，自然本身无法成立。程乐松老师指出，最自然的人实现的是宇宙和人之间的平衡，现代文明则走向了越来越不自然的过程，反而是把人限制在了纯人造的环境之中，远离了和原初自然相处的状态。

对谈现场

最后，詹莹莹老师总结到“传统不传何来现代，道德不德何以文明”，本次讨论丰富了我们在中西、古今的视野中对道德、文明的理解，为我们思考传统、思考现代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对谈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综述 | 叶 晴

审核 | 唐文明